时任60万人口大县的山西省临县县长，曾亲手为一名回到吕梁的大学生开辟创业环境。4年以后，这个过去手工作坊式的小企业成了国内红枣加工业的第一品牌。这个名叫“天渊”的系列产品今天已走向全国，甚至飘洋过海走向世界。这个小企业崛起的背后渗透着一位“县官”的心血和智慧，他叫成星明。记者采访时，他又新就职于吕梁山中麓的一贫困山区，任中阳县县委书记，这个案例是他在临县的亲身经历。

　　记者：据我所知，就在县里特困时期，您作为一县之长，与县委共同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就是把一个大学生秦建新破例由离石市马茂庄引进到临县，把一个占地35亩、已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红枣加工企业交给这位大学生，而且还是在他没有资金实力的情况下，给他72%以上的控股权，让这位近乎“赤贫”的大学生执掌了这个全县规模最大的企业，作为一县之长，为什么当时能做这样一个大胆的决定?

　　成星明：在贫困县呆久了，你就会感到，愈是贫困的地方，人的惰性表现就愈突出，甚至有人把它称做惰性文化。当时，我就看中了一个在当地土生土长、肯吃苦耐劳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后，他不留恋省城，回到吕梁先是干一件事，那就是走东家、串西家，向农民买枣，而后到大城市去卖。这个“总经理”每天就做一件事，推销产品，并由太原走出娘子关，走进北京，走进北京的普尔斯马特大型超市。我十分欣赏这样的大学生，所以在市委、市政府、县委的大力支持下，把吕梁当时在我县投资规模最大的红枣总公司破天荒地以绝对控股优势交给了他来全权生产经营。

　　记者：作为县长，不仅要考虑想方设法引进人才，还得考虑给创业者引进资金。而在119个县、3000多万人口的山西省内，能争取到这笔资金，可见临县政府帮助中小企业的真诚?

　　成星明：2000年伊始，我们让秦建新在我县一个负债累累的大企业中开张。2000年10月，县委、县政府就为这个企业项目争取到一笔雪中送炭的钱。您想想，如果仅靠创业者个人，你向银行贷款，没有什么可以抵押之物，向个人借高利贷，你愈来愈付不起利息。政府帮企业，怎么帮?首先你得为他“输血”，解决燃眉之急，然后它才能“造血”。由于有了这个钱，“天渊”企业来我县后，开始一步步走向辉煌。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为企业创造环境不是一句空话。

　　记者：从事新闻职业，我有一种感受，那就是你当时作为一个大县县长，确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攀穷亲”意识，不嫌贫爱富。请您谈一谈，作为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在一个人口大县不乏有钱人，而您却与这位穷学生为伍，这是为什么?

　　成星明：俗话说：“富在深山有远亲，贫在闹市无人问。”现实生活中也如此。我做“县官”多年，也曾看到富企、富人，今天县里、乡里的来了，明天市里的来了，后天又是区里的、省里的，常常是门庭若市。但是，我总以为作为一个没有名牌的县是落后的县，没有名牌的市是一个落后的城市。你做官时要想富甲一方，首先要选优秀之人在当地培育能发展、能做大做强企业品牌、产品名牌的氛围。你只是瞄准有钱人，假如他没有思想、小富即安、不思进取，或者成天花天酒地的，能让这些有钱人引领当地经济发展吗?显然是不行的。应该说是穷则思变。这位大学生当时的确穷，在太原做市场，吃住在办公室，他天天在单人沙发上睡觉，头靠在沙发上，脚蹬在茶几上，这么一睡就是一年多。这样的穷人我就是喜欢，这叫“人穷志不穷”。

　　记者：任何事物有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转化过程，如果企业要“职工上层次、产品上档次、企业上规模、全面上市场，”如果没有或缺少政府行政的助推力，您觉得可能吗?

　　成星明：在县域经济中成长的中小企业正如经济学家称它有一个“管理的青春期”的关键时刻。如果党政领导干部能够急企业所急、想企业所想，帮它顺利度过“青春期”，企业就会上新的台阶。

　　记者：一些中小企业十分关心各级政府对他们支持的力度，尤其是一些具体方法及操作过程。您能否就为“天渊”企业向省里争取资金支持的一些具体帮助过程给大家讲得细一点吗?

　　成星明：在这位大学生创业的背后，凝聚着各级党政领导的心血，比如，和我在临县搭班子的县委书记，还有副县级以上党政领导都为此出了大力，吕梁市副市长解金亭是一位女同志，她对待这位大学生的心态可说是如慈母一般，吕梁市委书记郭海亮甚至在秦建新住院做手术前都亲自到医院参与制订手术方案。曾担任过吕梁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的一批领导都曾为他做出过重要批示和支持。